70年跋涉与荣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讲述着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故事，见证着神州大地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为庆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70周年，现开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70周年光辉历程”专栏，展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历程、取得成就和宝贵经验启示，与您共鉴全过程人民民主伟大而生动的实践。
黄陵祖上松柏老，中华文明的脉络从这里蜿蜒；宝塔山巅览四方，红色革命的光辉于此处照耀。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源地之一。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民主政权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与宝塔山隔河相望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旧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之路。
巍巍宝塔，光芒永放；滚滚延河，初心永恒。
恰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中国人大》记者追随先辈足迹，走进延安，探寻这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故事。
01
青砖古瓦，古朴窑洞，走进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旧址，那些曾经在这里激烈辩论、共商国是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匾额上“延安大礼堂”五个大字苍劲有力，字迹间透露着坚定与信念。
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3日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1937年5月12日，西北办事处行政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议会民主制。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对选举资格、人数、比例等作了明确规定。通过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形式，实现公正平等的目标。边区从1937年7月开始自下而上进行民主选举，分别召开县、乡议会，选举产生了同级政权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人民取得了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是边区历史上的第一次。
“遵照国民政府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命令及同时颁布之省参议会临时组织条例，决定改陕甘宁边区议会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1938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表通电表示。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想。同年3月，他在为党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首次提出“三三制”，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三三制”选举提供了法律依据。
1941年，陕甘宁边区在“三三制”原则下进行了第二次全民普选，手握民主政治这把“金钥匙”的边区人民，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投豆豆、画圈圈、烧香洞、举胳膊等别具特色的选举方式。
“为了使边区参议会能够有个固定的开会和办公场所，1941年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参议员们在这里参政议政，人们也亲切地称它为‘民主之宫’。”讲解员热情地介绍着那段峥嵘岁月。
广纳谏言，精兵简政。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重要部分用红笔圈住，在一旁批注：“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此后，为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精兵简政”成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民主过渡，政权新篇。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陕甘宁边区在各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6年1月普遍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级政权。这次选举成为“三三制”参议会制度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过渡的里程碑。
躬身力行，笃行不怠。“候选人中共产党员已超出‘三三制’名额，本人提请大会准予退出。”在全民普选的基础上，1946年4月2日至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当大会主席团宣布9名正副议长候选人名单时，参议员习仲勋当即作出郑重声明。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将“三三制”这项“自己约束自己”的制度带头落到实处。
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促进了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从“豆选”到“票选”，历史的坐标是一个政党从弱小到强大的沧桑之变，不变的是民主的内核。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抗日烽火中形成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真实写照，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今天我们已经接待了近1500名参观者，大家渴望了解发生在这里的革命历史，有的游客边听边记，有的拿出录音笔，还有的向远方的家人进行网络直播……我们有责任讲好延安故事，让延安精神薪火相传。”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激动地介绍着。
民主选举与延安精神交相辉映，共同浸润了这片红色沃土。
02
“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不上算。”7个人手拉手都合抱不拢树干，足见黄帝手植柏的虬枝苍劲、挺拔依旧。
树裂如劈，枝指似戟，岁月沧桑，文明历程，尽在其中。
“与黄帝手植柏一样，保生柏和老君柏历经5000多年风雨，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鲜活见证。黄帝陵桥山古柏群是我国覆盖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生长有8万余株古柏，其中千年以上古柏就有3万余株。”延安市人大代表、黄帝陵管理局团委书记惠琼在黄帝陵从事解说工作已有20多年，对这里的古树名木如数家珍。她曾提出建议，积极引进高层次专业队伍，进一步加大对黄帝陵古柏保护力度。
“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多次研究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专班，印发了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十条措施。同时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结合古树保护工作实践，为《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提出建议。”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赵登宏介绍说。
让繁茂枝叶留住千年记忆。草木繁盛、万物滋长，三秦大地上，古树名木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谁立法？”“立什么法？”“怎么立良法？”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注重务实管用，突出延安特色，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坚持“小切口”立法，“切”小题目，“切”准特色，“切”细内容，“切”实措施，提升法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2023年，开展立法调研、座谈和意见征询42次，完成《延安市养犬管理条例》起草和审议；颁布实施的《延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为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提供了法律保障。开展《延安市退耕还林成果保护条例》立法后评估，对已颁布的10部地方性法规开展“回头看”。坚持将普法融入立法全过程，大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近几年气候异常，每年有部分农作物受旱情影响减产，老百姓灌溉就是个大问题。”延安市甘泉县石门镇人大主席韩树峰说，有一次在田地走访时，一位代表提出，可以安装水轮泵，汲取洛河水用于大田灌溉。随后，石门镇人大及时召开代表联席会议，形成议案并转交镇政府办理，镇政府立即前往南方厂家调研，积极争取项目，赶在农忙前落实到位。
“过去老百姓浇地，传统的都是打一口水井，进行二次提灌，注入高位水塔上再流下来灌溉。现在安装水轮泵后，大概能解决近300亩农田灌溉问题，农民收益得到一定保障。”韩树峰介绍说。
接好“群众诉求单”，提好“代表建议单”，交好“政府承办单”，办好“落实监督单”，给好“工作成绩单”。目前，甘泉县人大探索推行民情三五（五步五单五员）工作法，使听民声、察民情、办民事、解民忧成为基层人大工作常态。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一直坚持把代表工作作为基础性工作，强化履职服务保障，健全代表工作机制，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最动人的故事莫过于人民幸福。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使命激发新作为。近年来，在延安市委的领导下，延安市人大常委会跑出地方立法“加速度”，广泛凝聚人民监督合力，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一桩桩、一件件暖民心、稳民心、聚民心的民生实事，看得见、摸得着，人民群众感受深切、交口称赞。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新征程上，作为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陕西省人大代表、延安中学行政办公室副主任兼高中语文老师贺清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我是一名人民教师，更要积极深入一线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呼声，收集社情民意，提升履职实效，将民声民智转化为有针对性、建设性的议案建议。”
03
“往年的南泥湾，到处呀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一呀般。如啊今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一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名字。在这片曾经荒无人烟的土地，我们党一锄锄、一沟沟、一坎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谱写了一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壮歌。
如今，“遍地皆荒草，夜来无宿处”的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站在新时代，人大代表助力乡村振兴，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脚印越来越深。
“乡村振兴使家乡变美了，村民的笑脸变多了。”全国人大代表，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樊九平当了近20年村党支部书记，早已深深融入这片黄土地。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桥镇村还是一个贫困村、落后村。“农村家庭邻里纠纷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变成激化邻里关系的‘大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樊九平深知，大家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摘掉贫困的“帽子”。“我是一个农民，能设身处地站在农民立场，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所以调解时，大家伙儿都愿意跟我说。”
在常年的调解中，樊九平利用“劝、说、和、情、理、法”工作法总结提升，探索出包括政策引导、换位思考、理性教育等在内的“调解十法”，走出去调解、请回来调解、现场调解相结合，确保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调解之外，樊九平还操心着村民的“钱袋子”。经过调研，樊九平带领桥镇村确定了一条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生态绿色发展之路，形成了东边养羊、西边种植蔬菜、北边种植苹果的产业布局。
“靠着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这些年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樊九平信心满满地说，“我坚信，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广。村民们家家有产业、户户有收入，就能让他们持续稳定增收，让乡村全面振兴成果惠及每一位百姓。”
一捧陕北小米，既是黄土高原甘甜的丰收，也是当之无愧的“红色传家宝”。毛主席曾说：“吃着陕北的小米，陕北红军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中央在陕北的13年中，陕北小米滋养了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反动军队的飞机和大炮，建立了新中国。”
在延安市人大代表、宝塔区河庄坪镇万庄村回乡创业青年致富带头人毛伟眼中，陕北小米更是寄托了家乡人民实现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美好希冀。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方法，都是用石碾对小米脱壳。费时费力不说，一天最多也就能脱一二百斤小米。”如何找到一种效率既高，又不损害小米营养品质的脱壳方法？2019年，在南方打拼多年的毛伟回到家乡，开始尝试用机器脱壳，每天至少能碾两千斤，大大提高了效率。
苹果树如何预防冰雹灾害？肥料技术还有哪些不足？……毛伟当选上市人大代表后，村民有事没事都喜欢找他拉拉家常。沾满泥土味的话语，让毛伟跟群众的距离更近了。“我对农民的感情可深了。几年来的履职经历让我明白，只要你往前跑得足够好，就能起到带动效应。”
与毛伟一样，几年前，延安市人大代表、安塞区高桥镇贺坪村村民杨文优还是一个在外打工人，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他会重返桑梓，带领父老乡亲共同致富。
“咕……咕……”走进安塞区高桥镇高桥村陕西大丰金色农牧有限公司标准化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鸡笼干净整洁，成千上万的蛋鸡在自家“小别墅”里“引吭高歌”。养殖架上都安装着全自动饲喂装置，工人们只需简单操作，便可轻松完成投喂工作。
“这里一期存栏有30万只鸡左右，今年我们预计把养殖场规模扩展到100万只，并组建饲料厂和有机肥加工厂，进一步增加当地农民收入，减少环境污染。”让村民们过上实实在在的富裕生活，是杨文优一直以来的心愿。为此，他积极发挥“领头雁”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到养殖场工作，带领高桥镇130户脱贫户增收致富。
杨文优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际履职，诠释了人大代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初心使命。“什么是乡村振兴？我认为，不是像过去种几亩地、养几头猪，而是要通过不断延长乡村产业链，持续拓展乡村产业增值增效空间，把乡村产业做大做优做强，才能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会，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就要原原本本把咱们农民的民情民意反映上去，当好上传下达的‘连心桥’。”
爬上山垄，鸟瞰田野，苹果花开，摇曳生姿。“庙沟村家家户户都有果树，这是我们致富的新希望。”延安市人大代表、宝塔区枣园街道庙沟村党支部书记韩喜平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苹果种植业是延安的支柱产业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化的树龄和品种、难以适应现代化果园发展的坡地，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是变换产业谋生存还是守住青山促发展？借助“说事、理事、办事、督事、评事”民情五步工作法，人大代表深入田间地头，积极听民声、察民情、办民事、解民忧，了解农民真实心声。
“这几年政府对我们支持力度很大，仅仅两年就推行400多亩老果园改造，包括苗木、引水上山、技术支持。过去一亩地只能种30来棵树，至少5—7年才能挂果；现在一亩地能种90多棵树，2—3年就能有收成。”其实刚开始换新品种时，大家心里都犯嘀咕：这个新品种口感好不好？能比老果树收益高吗？眼看没人愿意尝试，韩喜平挺身而出，拿出自家的30亩地，率先更换新品种。
离庙沟村不远，就是为人民服务广场。韩喜平望向“为人民服务”那熠熠生辉的五个字，动情地说：“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早已镌刻在我血脉中，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人大代表，我跟群众有多近，群众对我有多亲。”
抚摸历史脉络，触碰今朝进程。凝望一张张黑白照片，群众“投豆”选举时洋溢着激动、喜悦的笑脸，这一历史瞬间被永远定格，直到现在依然生动鲜活。聆听代表履职故事，他们用心用情用力，在倾听民意、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矢志不渝。革命精神薪火相传，民主之魂生生不息。黄土高原的每一道沟壑，滔滔延河的每一朵水花，都见证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今后，也必将见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亿万中华儿女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荣和梦想昂扬奋进。
